柏林的早晨,比巴黎更冷一些。
谢丞礼坐在后座靠窗的位置,身体微微向右侧倾斜。安全带从肩膀斜斜扣下去,压着他一侧的外套褶皱。他没开口说话,只是静静看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柏林街景。
不算干净的街道,稀疏的人群。阳光从低处斜射进来,把整座城市照得有些过亮。泛着冷白色的光,带着强烈秩序感。浸润在温尔的暖色中太久,他有些不适应了。
温尔坐在他旁边,一只手搭在他膝上。
车停在神经康复研究中心门口的时候,江屿联系好的司机回头看了这对年轻的雇主一眼,用英语说了句:“Haveagoodday。”谢丞礼点了下头,温尔说了声谢谢。
入口在西侧,门口没什么人,只有一个女护士在台阶边等着,穿着医护服。看见他们下车,她点了下头。
“Mr。Xie?”她带着德国口音的英语确认。
谢丞礼点头,然后补了一句德语:“Ja。”
温尔站在他后侧半步的位置,轻轻地扶住他的轮椅把手,眼神扫过医院门口的LOGO与玻璃门后的接待台。
这家研究中心不是公开医院,也不是单纯康复机构,更像是半临床、半研究型的机构。医护流程严谨,但不具备综合住院条件。手术前,谢丞礼必须在这里完成一整套评估检查、知情同意、配型筛查与心理准备测试。
护士引导他们入内后,从柜台那边拿了一份表格和佩戴卡,语速平稳地向翻译介绍每一个流程。谢丞礼学过德语,听得懂大部分,只有几处术语听得不够清楚,翻译做了补充。
“先做身体评估,然后是神经反射测试。需要脱去腰部以下衣物,请问女伴是否陪同?”翻译问得礼貌。
谢丞礼回头看了温尔一眼,没有马上回答。
她自己点了点头,说:“我陪同。”
翻译看向护士,用德语传达了她的回应。护士点头,做了一个“请跟我来”的手势,率先领着他们进了一楼的评估室。
室内没有窗。墙上贴着大幅的神经分布图和脊髓横截面结构图,空气中有一股轻微的酒精气味。温尔跟着谢丞礼一起进来,在靠墙的位置坐下,把最新款的c家斜挎包随手放在地上,手指轻轻揉着,膝头的布料。
谢丞礼推到床边停下。他熟悉流程,把轮椅刹住,然后解开外套扣子,抬手脱下,露出深灰色衬衣。护士递来一件后背敞开的病服,说:“请在腰部以下换下衣物。”
谢丞礼接过,动作自然地把裤子解开。温尔坐着没动,视线停在他膝盖上那一小段肌肉轻微绷紧的区域。
他穿的是日常型纸尿裤。但厚度仍旧明显。谢丞礼低头,看了一眼,然后扶着床沿慢慢挪过去。动作带着惯性的小幅缓冲,轮椅停在床边,他两手撑着床沿往床上转移。右腿先被抬起,落上床沿时有一瞬迟缓,脚腕自然垂着,歪斜着挂在了床边。
那一瞬,他肩膀明显绷了一下。
护士对这样的情况司空见惯,公事公办地协助他转到体位评估床上。她戴上手套,先是取出小型温度探针与光刺激笔,一边在翻译口中解释:“需要从肚脐开始进行温度、按压两项敏感测试。”
谢丞礼点头:“可以。”
纸尿裤由护士负责解开,温尔坐着,看见他身体裸露下来的那一瞬,眼皮下意识跳了一下。但她没有别开视线。
那是一具完全失控的年轻身体,从肋骨以下,没有肌肉参与的力量感,整块大腿肌群因为四年的瘫痪而轻度萎缩,膝弯处已经不再有被压红的反应。
护士手上带着温度笔,依次触碰从下腹、鼠蹊、大腿外侧、膝盖内侧、小腿、足踝、脚底。谢丞礼每一次都回答“nein”或“nichtgefühlt”(没有感觉),声音平稳,好像每晚睡前给温尔讲故事的声音。
直到护士转头说:“Wirsiig。”(我们完成了),谢丞礼才缓缓松一口气。
护士帮忙把纸尿裤重新贴好,腰侧肌肉被拉动时,他面色一瞬苍白。温尔看见了,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
“之后我们将安排术前心理评估,”翻译说,“需要你的配偶或陪伴者签字协助评估后期恢复支持计划。”
谢丞礼点头:“好的。”
等他重新坐回轮椅上时,病服换掉,纸尿裤包在里面,裤子拉好,但动作仍然慢。他没有看温尔,只是从护士手中接过一份薄薄的文件,递给她。
“等一下医生解释这些。”他低声说。
温尔接过那份资料,封面上印着德语标题《NachderOperation:RehabilitationundPrognose》——术后康复与预后。
医生在中午时抵达。
他们坐在机构二楼的会议室中,翻译在旁边。医生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德国神经外科女主任,语速不快,话语清晰,但用词非常直接。
“手术将使用多通道刺激与神经再生载体配合。但我们无法预测功能恢复的区域范围。每位T8段损伤患者的神经路径都有变异情况。”她顿了顿,又说:“也就是说,不恢复的情况是可能的。”
谢丞礼早有预料,轻轻“嗯”了一声。
医生接着说:“还有一种可能是;恢复了部分知觉,但无控制能力,这对很多患者而言,是一种更大的心理负担。会带来更多痛苦。”
翻译说完那句话时,温尔忽然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