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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下咽（第2页）

尽管如此，赫尔策尔仍然坚信食物带来的危险，以及不进食会带来的好处。1947年，他与卡尔森合著了一篇论文，证明间断性禁食看起来延长了大白鼠的寿命—限制卡路里摄入和长寿之间的联系时至今仍然是一个受到严格科学审查的主题。直到1954年，赫尔策尔还写道：过度饮食是“文明社会的头号问题”。然而，赫尔策尔最小限度的饮食并没有显著地延长他的寿命。最后，他于1963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寄生虫餐

赫尔策尔吃棉花、金属、碎石和玻璃的食谱不大可能吸引多少追随者，但他选择的食品比起其他一些领域的研究者咽下的东西来说，算得上是彻底地好口味了。寄生虫学家—寄生虫的研究者—作为有着英雄气概的食客站了出来。寄生虫是医学从业者确认的头等致病原因之一。从古埃及的莎草纸中就能找到提及它们的内容，学者们认为《圣经》也对它们做了描述—一些历史学家主张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遭受的“火蛇”实际上是几内亚龙线虫，在皮下生长，并出现在宿主的皮肤上。然而，直到19世纪，研究者才开始彻底地揭开寄生虫的生命周期，第一次尝试证明这些在许多生肉中发现的小白幼虫，如果被吃下去，可能会在肠道中长成寄生虫。

在令人类宿主感染上寄生虫的最初的尝试性实验中，有一例发生在1859年11月德国科学家戈特洛布·弗里德里克·海因里希·屈兴迈斯特喂一名判了死刑的囚犯吃下了满是猪带绦虫[1]幼虫的生猪肉。1860年3月31日，行刑者对囚犯实施了斩首，在那之后，屈兴迈斯特急迫地剖开了他的身体，观察他体内长出了什么。这位医生发现有几乎二十条蠕虫在肠道里扭动。屈兴迈斯特认为这些蠕虫相对较小，尽管最长的一条长达五英尺。这些蠕虫贴在死人肠子上的韧劲令他印象深刻。当他试图移除其中一些时，它们用力地尝试重新附着。

屈兴迈斯特因为在一名囚犯身上做实验而广受批评，但他为自己辩护称：众所周知，石榴提取物是治疗绦虫的有效手段。因此，在不大可能发生的被赦免的情况下，这名囚犯也不会一辈子遭受肠道感染的痛苦。即便如此，这名囚犯显然在成为蠕虫温床这件事上，并没有被给予选择权。

第一位在实验中感染寄生虫幼虫的研究者的殊荣，属于西西里岛的教授乔瓦尼·巴蒂斯塔·格拉西。1878年10月10日，在进行尸体解剖时，格拉西发现尸体的大肠中满是似蚓蛔线虫的幼虫，这是一种体形很大的肠道蛔虫。他想到，这一发现—虽然可能很残忍—意味着一个新颖的实验机会。他可以把幼虫吃下去，证明摄入是感染的来源！

格拉西想要确保他恰当地开展了实验就意味着：首先，他必须证明自己尚未被感染。所以他将幼虫从死者的肠道中取出，将它们放进湿润的粪便溶液中，这样他可以无限期地保证这些幼虫活着。随后，他用显微镜每天检查自己的粪便长达一年时间，从而确认自己没有被感染。最终，在1879年7月20日，他确信自己体内没有寄生虫，于是将一些幼虫从它们待的地方取出，吞下了这难吃的餐点。一个月后，令他愉快的是，他感受到肠道不适，随后在自己的粪便中发现了蛔虫卵。确信自己已经感染，他给自己服用了一些鳞毛蕨，一种抗寄生虫的草药，然后将那些未成熟的寄生虫从他的肠道里冲了出去。

在格拉西之后，将寄生虫幼虫吃下去，在肠道里养寄生虫的做法在寄生虫学家中间越来越流行。事实上，这几乎被当成了这个职业的一种可怕的通过仪式。1886年，从日本传来了饭岛魁的报告，他骄傲地宣布，他在自己的肠子里养出了一条长十英尺的阔节裂头绦虫。下一年，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弗里德里克·乔克和他的十名学生吃下了在本地的鱼体内发现的绦虫卵。几周后，他们吃下了驱虫药，从肠道里排出了长达六英尺的寄生虫。他们的行为得到了媒体广泛的报道，全欧洲各地都有人因此而寄信称赞和鼓励他们。只有一名来信者持批评的态度—他来自防止虐待动物学会当地分会，批评他们开展如此危险的实验。

到了20世纪，研究者吃下寄生虫幼虫的行为已经相当普遍。尽管如此，日本儿科医生浓野垂的行为，仍然令科学界印象深刻，时至今日仍会被寄生虫学家充满敬意地谈起。1922年，浓野破纪录地吞下了两千颗成熟的似蚓蛔线虫卵。一个月后，在患上严重的流感样症状之后，浓野在他的痰液中发现了蛔虫幼虫。以这种方式，他推论出了这种生物在人体内的有趣的生命周期—在被摄入之后，幼虫从肠道进入血液，由此抵达肺部。它们被咳出来，重新咽了下去，回到了小肠中，在那里它们最终完全成长为可以繁殖的成年蛔虫。

寄生虫幼虫可谓真正国际化的“美食”，美国研究者也享用了寄生虫佳肴。1928年，美国畜牧局的埃米特·普赖斯在华盛顿市国家动物园的一只死长颈鹿的肝脏里发现了一种不知名的寄生虫幼虫，他把发现的幼虫吞下了肚子。报纸兴奋地报道了普赖斯倒胃口的自我实验，但媒体似乎对普赖斯上司的反应更为惊讶，后者随口解释说，他不仅同意普赖斯的做法，甚至还曾预料到他会这样做，因为研究者把自己的身体当成养寄生虫的实验田的做法，是畜牧局寄生虫学部门的一项传统。一名记者疾呼道：

他必须这么做，因为这是“畜牧局的规定”。一个要求人用自己的胃当试管，用自己的身体当实验田的残酷规定。从这位科学家英雄式的行为中没法得到其他确切的结论，只能说这展现了荣耀的科学工作者离一般人已经太远了……大多数人会断然拒绝成为长颈鹿肝脏寄生虫的培养皿。

寄生虫学家这一古怪的习惯一直持续到了近代。1984年，苏联研究者V。S。基里切克从在俄罗斯北部偏远地区生活的驯鹿的脑中发现了一些绦虫卵，把它们吃下了肚。在台湾，1988年，台北的国立阳明医学院寄生虫学系的一些研究者报告称，他们吃下了一些在当地荷斯坦小牛的肝脏里发现的绦虫幼虫。

呕吐物饮用者

比起寄生虫幼虫，有人还会吃更糟的东西—糟得多的东西。例如，吃呕吐物可能会引发极度的恶心，而吃下黄热病患者吐出的黑色、掺血的呕吐物估计会激起更强烈的厌恶。然而，就有研究者情愿忍受如此的恶心。事实上，在19世纪上半叶，喝下冒着热气的黑色呕吐物，还在医生中流行了起来。

美国费城的医生艾萨克·卡斯劳首创了令人反胃的喝呕吐物的实践。1794年，在欧洲从医学院毕业之后，卡斯劳回到费城，在那里他发现黄热病在整个城市肆虐。那时候，黄热病是全世界最令人畏怖的疾病之一，因为它发病急、极为痛苦、似乎是无法阻止的杀手。

黄热病患者首先会出现突然而剧烈的头痛，接着是发热，肌肉和关节出现刺痛，身体虚弱无力，眼部和舌头发炎。随着肝脏染病，患者的皮肤略带青黄色—此病也由此得名。最终，血液通常会渗漏进胃肠道，在那里凝结，引发患者吐出大量黑色的呕吐物，看起来就像浸了黏液的咖啡渣。在首次显现症状仅三天之后，死亡就可能会随之降临。

对于18世纪末期大多数的非专业人士而言，黄热病属于传染病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一个地区出现一例患者之后，这个疾病通常会在人群中迅速地传播开。因此，人们会躲避那些患者。然而，很多医生开始怀疑黄热病并非传染性疾病，因为直接与患者接触—甚至处理死者发臭的尸体—也没有引发疾病。疾病的微生物理论还没有出现。相反，医生们推论说是恶臭或受污染的空气，在闷热难耐的夏季高温的加剧之下，造成了疾病的爆发。

卡斯劳在费城照顾患者时，已经确信黄热病不具传染性。他对这一信念特别有把握，以至于他决定对黄热病进行一次夸张的测试，通过设计一系列实验，来证明黑色的呕吐物对一名健康的实验对象无害，实验对象就是他自己。

卡斯劳在1794年10月开始实验，从一名死者的胃里取出了一些黑色的呕吐物，然后随手将它涂在自己的嘴唇上，还用舌头舔了舔。他写道：“在涂上很短的时间之后，它给人一种辛辣**的感觉。”几十年之后，另一名费城的医生，勒内·拉罗切对黑色呕吐物味道的描述表示同意，将它形容为苦、酸，而且“有点儿淡”的味道。

接着卡斯劳将黑色呕吐物涂满自己全身的皮肤，将手浸入了一名患者刚吐出的一桶呕吐物里。同样，他这次没觉得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他还把呕吐物喂给猫、狗和鸡。它们也没有显现出得病的迹象。最终卡斯劳把黑色呕吐物加热，让蒸汽充满整个房间，然后在房间里坐了一个小时。他写道：

**蒸发了，直到空气里充满了呕吐物的恶臭气，将整个公寓变成了极为令人不适的地方，不仅因为呕吐物的气味，而且因为房间的热度。在这样的空气中，我待了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里，我不断地咳嗽，而且有时会恶心想吐。但在走出来呼吸到新鲜空气之后，这些影响都渐渐地平息了。

尽管卡斯劳做了这么多看似危险的实验，依旧没有生病。几年后—1802年，一名年轻的费城医学生斯塔宾斯·弗斯继续了卡斯劳的调研。他开始和卡斯劳一样，将黑色呕吐物涂在自己身上。但随后，他的实验更进了一步。他将黑色呕吐物放进自己的眼睛里，还吞下了未经稀释的一杯呕吐物，同样也没有得病，这似乎相当确凿地证明了此病非传染性的理论。

很快，喝下黑色呕吐物的做法传出了费城。1816年，法国医生尼古拉斯·谢尔万在西印度群岛研究这一疾病时，饮下了大量呕吐物。但是另一位法国医生让·路易—热纳维耶芙·居永走得最远，在人们尚存怀疑之下，为了证明黄热病非传染性的特点，他怀着满腔热情，开展了大概是科学史上最恶心的自我实验。

1822年，居永在马提尼克岛[2]的皇家堡时，先从一名黄热病患者身上脱下浸满汗水的衬衣，自己穿了二十四小时。同时，他从患者身上取下一块溃烂的水泡，在自己胳膊割开的口子上摩擦。等了几天后，居永宣布他没有发烧。但是这一测试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居永穿上了一件浸满血和汗的衬衣，这件衬衣来自一名刚刚因黄热病去世的患者。因为患者去世时居永在场，所以他在患者刚死去之后立即脱掉了他的衬衣。衬衣上还有被高烧折磨的身体留下的余温。随后居永躺上了被排泄物弄脏的床铺上。他在脏污中翻滚着身体，将腹泻的排泄物沾满全身皮肤，确保最大的暴露面积，并在那里躺了六个小时。他将从患者胃中取出的“黑色带血的物质”擦在自己的胳膊上。最后一步，他喝下了一杯患者的黑色呕吐物。然后他等待着自己生病。奇迹般地，他保持了健康。

或许居永为了证明黄热病非传染的特性，而采取了最极端的方法，但是最别具风格地喝下呕吐物的男人，是英国海军外科医生罗伯特·麦金奈。1830年，麦金奈在英国海军女巫号军舰上时，黄热病在船上爆发了。麦金奈相当确定疾病由一种据他记录“从舰船内部散发出的有毒物质”引起，他用一只红酒杯装了一名患者的黑色呕吐物，来安抚船员的恐惧情绪。他把杯子举到空中，祝福了一位军官同事：“祝你健康，格林。”随后他把这杯呕吐物喝了下去。他报告说这甚至没有影响他晚餐的胃口。

所有这些压抑着自己的恶心，决然地喝下一杯杯黑色呕吐物的医生，多半被医学史学家遗忘了。这是因为，尽管他们十分勇敢，但这些呕吐物饮用者其实错了。黄热病绝对是传染性的，尽管他们部分正确：你很难通过与患者接触而感染这种疾病。它几乎完全是由蚊子叮咬传染的。1881年，古巴医生卡洛斯·芬利首先提出了蚊子在其中的作用。1900年，由沃尔特·里德领导的一队研究者确认了芬利的理论。里德团队的一名研究者，杰西·拉齐尔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这一假说。他有意让自己被蚊子叮咬，而他知道这只蚊子携带了被感染的血液。这一行动和卡斯劳、弗斯或者居永所做的一样勇敢和惨烈，却远没有那么令人恶心。

肮脏派对

19世纪下半叶，疾病的微生物理论出现之后，喝下各种物质来证明其致病性或非致病性成了相当常见的自我实验形式。例如，1892年10月，马克斯·冯·佩滕科费尔喝下了放有霍乱弧菌的牛肉汤，以证明他的理论：细菌并非引发霍乱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佩滕科费尔错了，但幸运的是，他的错误只不过导致他出现了腹泻的轻微症状。更近的例子发生在1984年，澳大利亚的研究者巴里·马歇尔喝下了含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水，以证明这种细菌是胃炎和胃溃疡的致病原因。两周后，他的胃出现了不适，并伴有恶心、口臭，表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后来马歇尔因为他的发现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然而，一个半世纪前，只有一个系列的自我实验几乎可以与呕吐物饮用者的极限恶心相匹敌。这就是约瑟夫·戈德伯格所谓的“肮脏派对”。

1914年，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安排戈德伯格领导一个委员会，研究糙皮病，一种规模已经达到流行病程度的可能致命的疾病。这种病以皮肤发炎、腹泻和痴呆为特点。戈德伯格一开始和几乎整个医学界持有相同的观点，并认为糙皮病是一种传染病。但是他越是研究它，越确信这种病症是由饮食营养缺乏造成的。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戈德伯格从此前的黄热病研究者身上得到了启发，并设计了一系列实验，在实验中，他和另外十六名志愿者，尝试让自己患上糙皮病，以证明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这些自我实验者从糙皮病患者那里收集了皮肤提取物、鼻涕、尿液和粪便。他们把这些标本和小麦粉、饼干碎屑混在一起，把它们擀成药片的形状，然后吃掉了它们。这些实验者坐在一起，分吃这些排泄物零食时，开玩笑地称这个聚会为“肮脏派对”。一些志愿者经历了恶心和腹泻，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得糙皮病。

其他研究者在此之后肯定了戈德伯格的怀疑，确认糙皮病是由饮食中长期缺乏烟酸（也被称为维生素B3）造成的。因此戈德伯格调研的结果—以及他甘愿吃下尿液和粪便的结果是，这种曾经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疾病目前已经在发达国家几乎完全消失了。

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有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要分享给大家，不幸的是，摄入污秽样本的做法并不局限于自我实验的领域。每次我们决定外出就餐时，都可能变成“肮脏派对”不知情的参与者。诸多研究显示，饭店充满了微生物。一项发表在2010年的《食物微生物学国际期刊》上的调研指出，很多快餐店中的饮料自动售货机是特别惊人的污秽之地。人们在去完洗手间之后使用售货机，然后售货机会将粪便污染物和细菌直接灌进碳酸饮料中。污染的水平没有高到足以引起严重健康风险的程度，但是自己到底喝了什么这个想法本身就够你反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