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又说服城市议会,驱逐了所有仍旧坚持过去错误思想的人。
再后来,为下一步行动扫清道路之后,他着手按照《出埃及》和《申命记》中的政治经济学大师设定的方向,给自己建立一个王国。加尔文像很多其他伟大的改革者一样,更像一个古代的犹太人,而不像一个现代基督教徒,他表面上尊崇耶稣上帝,但是,他的内心早已奔向了摩西的耶和华。
当然,在情感动**的年代,这是一个经常见到的现象。耶稣这个卑微的拿撒勒木匠,对仇恨和冲突的观点非常明确。他的教义和暴力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妥协而言,而在过去两千年里,各个民族、个人都是依赖暴力方式去实现他们的目标和理想的。
因此,一旦战争爆发,有关各方就默许了这个现实。人们把《圣经》放在了一边,纵情于流血、电闪雷鸣、以眼还眼的《旧约》哲学之中。
宗教改革事实上也是一场战争,而且非常残酷。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人要求怜悯和同情,也没有人给予怜悯和同情。加尔文的国家实际就是一个军营,一切表面上的个人自由逐渐被压制了下去。对此,我们不应觉得惊讶。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实现的。公元1538年,社会上更自由的因素对加尔文很有威胁,他被迫离开了这座城市。但是,到了1541年,他的拥护者重新掌握了权力。在响彻云天的钟声和教会执事们的高声赞美中,乔安斯陛下重新回到了罗纳河畔的城堡。此后,他成了日内瓦的无冕之王,在后来的二十三年里,他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神权政府,这种政府在伊齐基尔和以斯拉时代之后还从未有过。
按照牛津简明词典的解释,“纪律”这个词的含义是使人受到控制,培训至服从、有秩序。这个词完美地表达了加尔文全部思想中所蕴含的政教合一精神。
路德是一个情感主义者,他具有大多数日耳曼人的特点。对于加尔文而言,只有上帝才是能展示给人们通向永恒的道路。
这似乎不是很确切,难以满足加尔文这位伟大的法国改革家的口味。上帝就是希望的灯塔,但是,道路是漫长而黑暗的,一路上,有很多东西诱使人们忘却自己的真正目标。
然而,这位牧师并没有失去方向。他与众不同,他知道那些**和陷阱,什么也收买不了他。即便他觉得偏离了这条道路,每周的教士会议可以自由批评,也会让他很快认清自己的责任。因此,对所有真正想获得拯救的人来说,教士都是榜样。
爬过山的人都知道,专业向导有时候是个名副其实的专制者。他们知道一堆岩石有多危险,和貌似安全的雪原所暗藏着的巨大危险。为此,他们是这个团体的总指挥,这个团体也依靠他们来照管,如果哪个人敢不遵守他们的命令,粗言秽语就会接踵而至。
加尔文理想国的牧师们有同样的责任感。他们非常高兴地对那些摇摆不定、要求得到支持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当那些任性的人们故意偏离已经开辟好的路线,离开这个群体,那么,这只援助之手就会收回,立刻变成快速而可怕的拳头,对这些人施以惩罚。
在很多宗教组织中,教士们非常喜欢施展这样的权力。但是行政长官也非常担心有人夺走他们的特权,因此极少允许教士跟法庭、行刑官抗争。加尔文深知这一点,在其辖区内,建立了一套教会规定,实际上已超越了当地的法律。
大战后,很多对历史的奇怪误解流行起来。其中最让人惊讶的就是,法兰西人是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并厌恶一切约束。可实际上,几个世纪以来,法兰西人都臣服于复杂而没有效率的官僚统治。官员们不按时上班,仪容不整,嘴里还叼着烟。要么就是和一些东部国家的官员一样爱管闲事,令人讨厌。而公众也温顺地接受他们的粗俗,在这样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国家里,这着实有些让人惊诧。
加尔文是一位喜欢集权主义的典型法兰西人。在某些细节上他几乎达到了完美,而这就是拿破仑成功秘密。但是,和拿破仑不同,他完全没有个人野心。他就是一个极度严谨的人,胃口不好,没有幽默感。
为了找到对那个特殊的耶和华有利的东西,他几乎搜罗了《旧约》的所有内容。之后,他要求所有的日内瓦人接受他对犹太历史的解释,并把它看成是神灵意愿的直接体现。
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罗纳河畔的快乐城市就变成了忏悔的城市。由六位牧师和十二位长者组成的民事宗教法庭,夜以继日地监督起全体公民的个人思想。无论谁被怀疑有异端倾向,都会被带到宗教法庭,以检查其一切神学观点,并说清楚到底是在何地、以何种方式获取了那些传播有害思想的书籍,因而让他误入歧途。假如他能够悔过,他可以免于处罚,但必须参加主日学校学习。但是,如果他顽固不化,他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这座城市,永远也不能再出现在日内瓦联邦的管辖区域之内。
然而,缺少正统思想,还不是让一个人跟所谓的长老法庭发生麻烦的唯一原因。在附近的村庄里打一下午的保龄球,如果恰好被披露,就要受到严重警告。各种玩笑,都被当做最坏的行径。如果谁在婚礼上想风趣一下,那他就很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这个新耶路撒冷逐渐受到法律、法令、规定、布告以及命令的阻碍,生活变成了非常复杂的事情,也失去了往日的多姿多味。
跳舞遭到了禁止,唱歌遭到了禁止,玩牌遭到了禁止,当然,赌博更是被禁止的,生日聚会遭到了禁止,集市遭到了禁止,丝绸缎子以及所有外表光鲜的东西都遭到了禁止。只允许人们去教堂和学校,因为,加尔文是一个思想主张鲜明的人。
禁止可以消除罪错,但不能迫使一个人热爱某种道德。那只能通过说服一个人的内心,才能做到。因此,要建立优秀的学校、一流的大学,鼓励人们学习各种知识。要建立一种更为有趣的社会生活制度,以吸引更多社会力量,让人们忘却臣服的困苦和约束。如果加尔文体制缺乏人性的话,就永远不可能存在下去,也就不可能在过去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起到这样的决定性作用。但这些都应属于政治理想发展史的范畴。在本书中,我们感兴趣的是日内瓦为宽容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罗马新教一点儿也不比罗马天主教好。
我在前面列举了一些可以减轻罪孽的情况。当时曾经发生过圣巴塞洛缪大屠杀,以及众多荷兰城市被铲除的野蛮行径,所以,期待一方实行宽容等于是给自己执行死刑。
然而,这并不能免除加尔文的罪错,他协助和唆使人谋害了格鲁艾和塞维图斯。
关于前者,加尔文或许还能找到一些迫害的借口,说雅克·格鲁艾有煽动人们进行暴力反抗的重大嫌疑,而且他所属的政党,正企图颠覆加尔文派。可是,塞维图斯对日内瓦共同体的安全,则构不成任何威胁。
按照现代护照的规定,他不过是一个“过境旅客”,一后天,就会离开。但是,他误了船,却因此而失去了性命,这真是一个很恐怖的故事。
塞维图斯是西班牙人,父亲是受人尊敬的公证员。年轻的塞维图斯进入了图卢兹大学,也打算从事法律工作。在大学那些愉快的日子里,所有讲座都使用拉丁语,学问也是国际性的,只要掌握了拉丁语五个词尾变化和数十个不规则动词,那么全世界的智慧都是向你敞开的。
在这所法国大学里,塞维图斯结识了昆塔纳,此人后来成了查理五世的牧师。
在中世纪,帝王加冕就像一个现代的国际博览会。公元1530年,查理五世在波隆纳加冕,昆塔纳让塞维图斯作自己的助手,带这个聪明的西班牙年轻人去开开眼界。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塞维图斯对一切充满了好奇心。在后来的十年里,他广泛涉猎,学习了医学、天文学、占星术、希伯来语、希腊语等等,最重要的还有神学。他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医生,在学习神学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血液循环理论。这个理论在他反对三位一体神学思想的第一本书第十五章中可以找得到。当时检查其著作的那些人根本没有发现,塞维图斯已经做出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之一,这充分表明十六世纪神学思想是多么的片面。
如果塞维图斯一直从事医学工作该多好啊,他或许就可以平静地终老而死。
但是,他实在无法回避当时的尖锐社会问题,他来到了里昂的印刷厂,开始对各种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如今,一位慷慨的百万富翁,可以劝一所大学把名字从“三位一体学院”改成一个受欢迎的烟草品牌,而且会一切如常。媒体会说,“这有什么不好吗?这个糊涂蛋先生真是慷慨大方!”公众充其量也就会喊一声“阿门”而已。
如今的世界对于这种亵渎神圣的事情,根本就无动于衷。在这样的世界里描述以前那个时代的状态,是相当不容易的。那时,只要有人怀疑某个公民不尊重“三位一体”,整个社会将陷入一种恐慌。如果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永远也不会理解,十六世纪上半叶那些善良的基督教徒们,对塞维图斯是多么的恐惧。
然而,他根本不是一个激进者。
他不过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由主义者。
他反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信奉的三位一体信仰。但是,他如此坚信自己的正确观点,以至于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写信给加尔文,要求到日内瓦和加尔文会面,全面讨论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