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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百六十一章 国师还活着吗（第2页）

那人淡然一笑：“无人指挥。我们只是读了同一本书，想到了同一条路。”

百户愤然：“那书是谁写的？！”

“听说是个女子，”那人望着窗外春雨，“但她不在了。”

“那你们为何还要继续？”

“因为她写的每一个字，都在告诉我们??普通人也能改变世界。”

百户怔住，久久无言。回京复命时，他在奏疏末尾添了一句：“此患不在党羽，而在人心；不在文字，而在信念。若不改政令以顺民情，则焚书易，灭志难。”

这份奏疏被魏忠贤撕毁，但他私下召见心腹时曾喃喃：“怪哉……一群女人孩子，怎会有如此韧劲？”

天启六年，一场大地震摧毁山西多地，官府救灾迟缓，饿殍遍野。正当绝望蔓延之际，一支打着“赤莲慈善”旗号的队伍抵达灾区。领头者竟是林婉儿之徒，一位名叫苏芸的年轻医女。她们带来草药、净水装置与简易帐篷，更教会灾民如何建立“自救委员会”，按户登记、统一分粮、轮流值守。

一个月后，疫情控制，秩序恢复。百姓欲立碑感恩，苏芸摇头：“不必记我们名字。若真想回报，请将来别人遇难时，你也伸出手。”

有人问：“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她指着胸前绣着的一朵莲花：“我们是读书的人，也是做事的人。我们的老师说，知识不该锁在阁楼，而该走在路上。”

岁月流转，崇祯即位，铲除阉党，一度清明。他曾听闻民间流传《剑芽》，派人寻得一本细读，竟连夜批注数十条，叹曰：“此非乱臣贼子之言，实乃救世良方也。”遂有意重启新政，广开言路。

可惜内忧外患交迫，流寇四起，清兵叩关，国库空虚，改革寸步难行。但他仍悄悄保留了几所民间书院，并默许《基础公民手册》在部分地区流通。

崇祯十五年冬，北京城外雪深三尺。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乞丐蜷缩在城墙根下，怀中紧抱半册残书。巡逻士兵欲夺而焚之，老人突然抬头，眼中精光闪现：“你可知这纸上写的什么？”

士兵冷笑：“妖书罢了。”

“这不是妖书，”老人缓缓道，“这是我女儿临死前背下来的《公共卫生十则》。她当接生婆，靠这个救活了三百多个娃娃。她说，先生教的，干净的手能挡住瘟神。”

士兵愣住，最终默默收刀离去。

当晚，他在营房写下平生第一封家书，叮嘱妻子：“若村里再有产婆，请让她去听‘浮动学堂’讲课。我不懂大道理，但我知道，能让母亲安心生孩子的学问，一定是好学问。”

又十余年，清军铁蹄踏破江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血流成河。许多书院毁于战火，典籍付之一炬。可就在清廷颁布“剃发令”的当天，苏州一间破庙里，十几个孩子围坐一圈，在煤油灯下齐声诵读：

>“人生而平等，无论贵贱男女。

>权利非天子所赐，乃生于人心之中。

>故人人皆应识字，皆可发言，皆能决定关乎自身之事。”

领读者是个十二岁的女孩，父亲死于战乱，母亲被迫改嫁，她带着弟弟逃出城，怀里唯一物件就是一本烧焦边角的《基础公民手册》。

有人劝她：“现在是清朝了，这些话不能再讲了。”

她摇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讲下去。因为先生说过，制度可以被摧毁，但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它就能重生。”

顺治八年，南方反清势力渐衰，清廷开始推行汉化政策，恢复科举，重修书院。某日，礼部尚书呈上一份地方奏折，提及浙江某县新建一所义学，课程除四书五经外，竟另设“算术”“律法”“舆地”三科，教材名为《实务通考》，署名作者为空。

尚书皱眉：“又是这类杂学？”

皇帝翻阅良久，忽而一笑：“有趣。这些人倒是执着。朕听说，就连广东海盗船上，都有人挂着‘议事舱’牌子，打仗前要投票表决是否劫商？”

左右皆笑。唯有皇帝沉吟道：“或许……我们可以不必全盘否定。取其可用者，纳之体制，岂不更好？”

于是，康熙年间，朝廷正式设立“格致馆”，鼓励研究历法、器械、水利，并允许民间创办“实学书院”。虽仍禁《民权初论》之名，但其思想早已渗透于各类教材之中，化为无形血脉。

乾隆时期，文字狱再起，大批书籍遭禁。但令人费解的是，每当官府焚书之时，总有人冒着风险抢出几页残纸，藏于梁上、埋于地下。百年之后，晚清维新志士掘地所得，竟有不少正是当年赤莲遗稿。

康有为见之惊叹：“此等思想，竟早在百年前便已萌芽！”

而这一切的起点，那座孤岛，早已淹没于海平面之下。据说因地震引发山体滑坡，整座岛屿沉入海底。唯有那株银杏树，在最后一次风暴中被连根卷起，漂至福建海岸，被人种于村口，至今枝繁叶茂。

每逢春日，孩童嬉戏树下，常有老人讲述一个传说：

很久以前，有一位女先生，住在海中央的小屋里，天天写书教人。她没有剑，也没有官职，但她用文字造了一把看不见的剑，锋利无比，专斩愚昧与压迫。

后来她走了，可那把剑留了下来，藏在每一本被传阅的书里，藏在每一次公正的讨论中，藏在每一个敢于说“我不服”的人心深处。

所以你看，真正的剑，从来不需要闪耀。

它只需存在，便足以劈开黑暗。